如果你翻阅过《红岩》这本书，你就会记住许云峰、江姐、成岗、刘思扬这些英雄人物，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令人敬佩。他们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利诱，都展现出钢铁般的意志，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为了保护战友，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即使在敌人无情的刀枪面前，他们也保持着大无畏的精神，视死如归。
其实，很多人都没搞明白，“红岩”背后的故事可不止是高尚和忠诚，还有些低劣和背叛。历史的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有趣得多。今天，我来帮你揭开历史的面纱，展现一个真实的“红岩”。
重庆老街32号，一扇古朴的大铁门上刻着“慈居”两个字。一般人可能以为这里是个显赫人物的府邸。但门卫严密的样子，又让人觉得像是某个神秘的办公场所。实际上，这里属于国民党的西南长官公署，正式名称是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实际上是国防部保密局在西南地区的公开办事处。
如果把情报系统的分布比作一张黑色的蜘蛛网，那么，这座楼房里的特务站、组、台、点，就像是密布的蛛丝，交织成一个巨大的恐惧之网。每一根看不见的蛛丝，都连接着一个秘密的地点。这座阴森的楼房，就是这些蛛丝的交汇点，也是那只巨大的毒蜘蛛的阴暗巢穴。哪怕是最微小的风吹草动触碰了蛛丝，牵动了蛛网，就会立刻导致整个巨大巢穴里的蜘蛛们倾巢而出。
此刻，这个大块头的间谍组织头目，正坐在一张黑色的旋转皮椅上，一脸严肃地翻阅着文件。他是个年纪轻轻，大约三十出头的壮汉，皮肤黝黑，给人一种精明能干的印象。他的下巴刮得干干净净，留着两撇浓密的眉毛，眼睛不怒自威，让人望而生畏。他身着黄呢子的军装，领口上镶嵌着一颗闪闪发光的金色梅花，象征着他的地位。他的官职头衔繁多，简单来说，他是西南长官公署的第二处处长，同时兼任侦防处处长。之所以他不超越戴笠（军统的老大）的军衔，仅仅是因为戴笠是在少将的军衔上离世的，这成了不成文的规定，所以他的领章上只有一颗金色梅花。如果不是这个规矩，他本可以拥有更多的金色梅花来代表他的地位和功绩。
他姓徐，名远举，1914年出生于湖北大冶县。祖上经营实业，家里很富。年轻时，徐远举顽皮但聪明伶俐，据说还有过目不忘的天赋。1929年，15岁的徐远举进入黄埔军校，成为第7期学员。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陈诚的部队，任副连长，并在江西参加过剿灭红军的战斗。不过，徐远举的野心不止于此。他没有背景，要想升迁，必须走特殊的方式。
1932年，他从军队逃出来，加入了国民党力行社特务处——军统的前身，直接受戴笠领导。徐远举的特务天赋在受训期间就显露无遗。在特训班，戴笠对学习拔尖的学员会奖励一支金笔。毕业时，徐远举的口袋上全挂满了金笔，四处炫耀。刚工作的徐远举得了一个绰号“徐猛子”——他太傲了，开口闭口都是介公（郑介民）和戴老板（戴笠），其他人都不在他眼里，说话很冲。当时军统局很多人把他视为“瘟神”，避而远之。
1935年，西藏班禅大师来到南京，蒋介石希望佛教协会的名誉会长戴季陶出面，动员蒙藏委员会的重要人物，成立了护送班禅大师的专使行署，徐远举担任行署的少校参谋，在西藏进行情报工作。1939年，他担任西昌行辕第三组组长和军统西昌站站长，并与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关系密切。1943年，他成为成都经济检查大队的大队长。1945年6月，他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局第三处（行动处）的副处长。1946年1月，他调往华北，担任军统北方区区长。同年7月，他又回到重庆，担任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1948年，他与张笃伦的养女耿静雯结婚。
他可能还不清楚，他的大对头——中国共产党的重庆地下市委，因为采取了错误的策略，即将为他打开一扇幸运之门……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当局派来军队和警察，包围了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逼迫所有人撤回延安。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所有中共公开机构和人员都被驱逐。重庆的政治气氛变得沉闷，白色恐怖加剧，中共在重庆的地下活动也变得非常困难。
1948年2月28日上午，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正在办公室里得意洋洋地坐着。他随意拆开一封信，没想到里面竟是一份《挺进报》，上面用毛边纸印着大字：“审判战争罪犯！准许将功折罪！”
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见，立刻打电话把徐远举叫到了办公室。
徐远举匆匆从隔壁的二处赶来，朱绍良一反常态地冲他吼道：“徐处长，你看，这是什么？前几天你不是还向我保证，重庆地下党遭到毁灭性打击，短期内不可能重建吗？”
朱绍良自称为儒将，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发脾气。
徐远举像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心里清楚事情不妙。不出所料，朱绍良骂完之后，丢给他一封信。徐远举连忙接过来一看，这是一封警告信，里面还夹着一份《挺进报》。
朱绍良气得直拍桌子，说：“共产党公开被赶走才一年，地下党就跑到我头上来了。共产党在重庆嚣张得不得了，这火种必须扑灭。你把其他的事都放下，务必尽快把案子查清楚。”
徐远举听后连连点头，应承说马上就开始行动。朱绍良紧接着拿起笔，给徐远举写下了一份限期解决的指示。
3月2日，西南长官公署照例举行党政干部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等重要头目都参加了。朱绍良亲自莅会，一开口就提到《挺进报》事件，沉着脸把大家全都训了一顿。接着责令军警宪特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务必清查破获，并说：不要以为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撤走了，重庆就平安无事了。从《挺进报》事件看，地下党还猖獗得很呐！然后，他指令徐远举牵头，与有关机关会商，拿出限期破案的措施来。这次会上，除中统方面有所推诿外，警察、宪兵、稽查方面都表示一定积极配合。
三天后，徐远举制定了破案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了朱绍良的支持，并要求徐远举统一协调军队、警察、宪兵和特务的力量，不惜一切代价，从《挺进报》入手，务必将《挺进报》摧毁，彻底打击中共重庆地下党。徐远举拿着重要的指示，亲自指挥，要求各方面每天及时上报搜集到的情报，试图从细微线索中发现真相。他规定：“破案有功者奖励，怠慢者受罚”。在他的严格监督下，特务们四处搜寻线索，绞尽脑汁地施展各种计谋。
徐远举这次真的赢了，立下大功的是保密局重庆站渝组的组长李克昌。
这个人看起来很和蔼可亲，长着一张憨厚的面孔，穿着朴素，经常穿蓝色的长衫，从不西装革履。他喜欢在背街小巷的茶馆和小酒店里出现，从不在高档的舞厅和西餐馆露面。人们常常误以为他是一个乡巴佬，或者只是一个乡村小学的老师。实际上，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锟最信任的助手，他擅长伪装，心思缜密，能深入敌方内部。
徐远举对他的评价是：“这个人既聪明又勤奋，长期深入基层工作。……李克昌是重庆站表现最好的情报员。”
李克昌手下有8名组员和14名利用者，这些人来自不同的职业，比如大学生、中学教师、报社经理，甚至还有电影院和舞厅的工作人员，以及民主党派成员和基督徒。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层面。他掌握的这些人善于利用同乡、同行或是亲密朋友的关系，让人们不知不觉中陷入了圈套，最终导致了不幸的结局。
1947年8月的一天，李克昌收到了利用员、草堂学校的姚仿恒提供的密报。密报说，江北盘溪草堂国学专科学校最近来了一个借住的青年，名叫陈柏林。他以前是邹容路民联书店的店员，书店被查封后，他就暂时住在草堂。陈柏林带了很多“左倾”书籍，还有《挺进报》。他在谈话中对政府非常不满，估计他是共产党分子。
李克昌很快找到了个办法，让名叫曾纪纲的家伙假扮成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去了江北。曾纪纲在姚仿恒的帮助下，在学校里找到了住处，还结识了陈柏林。李克昌在跟曾纪纲交代这个任务时，特别强调：“你得先跟陈柏林拉近关系，赢得他的信任，等感情培养起来了，他自然会告诉你实情。”
曾纪纲和陈柏林认识后，用自己失业的经历向陈柏林倾心交谈。他诉说着内心的苦闷、志向和追求，情绪激动地表达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陈柏林被曾纪纲的真诚所打动，对曾纪纲产生了相见恨晚的感觉，并对他表现出了极大的信任。看到曾纪纲居无定所，为了给曾纪纲节省一些开销，陈柏林主动邀请曾纪纲搬进书店与他挤住一室。不久之后，缺乏对敌斗争经验的陈柏林开始向曾纪纲吐露心声，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和对进步的渴望也表露无遗。因此，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吕世锟的手中。
《挺进报》是用铁笔磨尖刻写的，所以字迹非常精细。油印时不用滚筒，而是用竹片在蜡纸上刮，每一划都能清晰可见。
今天，李先生来到书店，随便翻了翻书就离开了。他走后，陈柏林就把一本新出版的《挺进报》拿给王经理、潘星海和我看了。《挺进报》是刚刚印出来的。重庆的共产党由顾先生负责，电台设在市政府里。《挺进报》上的所有消息，都是顾先生的电台提供的。
陈柏林心里头一直有个小愿望，他特别希望和别人一起开一家书店。这样，他就能在书店里边办报纸，晚上也能有个伴儿。这个想法是顾先生告诉他的。
李克昌对曾纪纲说：“我们需要弄清楚《挺进报》的情况，所以要让陈柏林把书店和报纸运作起来。你去找陈柏林，告诉他，我已经准备好了，愿意卖掉大衣和被子，再向乡亲们借些钱。总之，你要表现出已经尽了全力来帮他。”另外，李克昌还向吕世锟申请，从特务活动的预算里拨出500万元法币给曾纪纲使用。
不一会儿，民生路上的胜利大厦，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宾馆隔壁，那家文城出版社的书店换了老板，新来的经理是王维诗，店员是潘星海和陈柏林（他俩也是这家店的股东）。曾纪纲和陈柏林是好朋友，他俩常来书店逛逛，没过多久，就和王维诗、潘星海混熟了。
曾纪纲对王维说：“王经理，我想请你帮个忙。我在城里没有亲戚朋友，想在书店里寄宿。这样，我就能在城里找工作了。”
陈柏林在一旁不停地鼓掌，催促王维诗答应。虽然王维诗心里不太情愿，但为了面子，他还是勉强答应了。
万万没想到，这居然是引狼入室。李克昌就这样轻松地在书店里设了一个卧底。
没过多久，李克昌就收到了曾纪纲送回来的一份秘密报告。报告上说，陈柏林跟顾大伯说了他的情况，夸他是有上进心的年轻人，希望组织能考虑让他加入。顾大伯很小心，让陈柏林不要轻易相信人，但陈柏林很坚决地为他担保。这下，顾大伯决定找个时间亲自见见他，看看他到底怎么样。陈柏林还告诉李克昌，顾大伯住在红球坝山顶的那个大铁工厂里。
李克昌把这件事告诉了站长吕世琨，吕指示曾纪纲继续伪装，扩大线索。但是，急于破案的徐远举等不及了，他把吕世锟和李克昌叫到他的办公室，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已经查到綦江有一个笔迹，和刻《挺进报》的人的笔迹完全一样。抓住这个人，查出编、印、发行《挺进报》的人就容易了。不过，为了不影响你们查《挺进报》，所以找你们来谈谈，通报一下情况。”
吕世锟和李克昌汇报后，徐远举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们先抓陈柏林、顾先生和向先生，然后再抓綦江那个刻钢板的人。你们马上回去布置，曾纪纲知道顾先生什么时候在家，就什么时候抓人。”
几天后，吕世锟每晚都去和平路姜海清裱褙铺渝组的新地址，和朋友们商量如何找到顾先生和向先生的家。最后决定派利用员小龙坎教员陈桂荣和南泉新闻专科学校学生陶蜀屏去盯梢。陈桂荣紧跟陈柏林，弄清了向先生的家。陶蜀屏却因紧张和不自然，差点被陈柏林识破。李克昌得知后，马上改派职业特务渝组副组长李芳信和组员盛登科去跟踪。很快他们就找到了顾先生在红球坝的具体位置，并确定了抓捕方案。
曾纪纲提议，假装他已经找到了新工作，即将离开书店。为了感谢书店的关照，他打算在书店里请客，买些酒菜，邀请陈柏林请顾先生和向先生一同来参加。如果两人都来了，就一并抓住；如果只来一人，抓住之后也能探听出另一人的具体情况。徐远举认为这个方法不错，既能进退自如，又不会把事情搞砸。
四月一日的正午时分，曾纪纲早早就准备好了酒菜，一遍又一遍地请陈柏林去邀请顾先生和向先生来吃个水酒饭。起初，陈柏林有些犹豫，不愿意去，但在曾纪纲的一再恳求下，最终答应了去请这两位先生。
陈柏林刚一出门，曾纪纲就把瓶子里剩下的酱油全倒进了阴沟里，然后用水冲干净了。
过了一会儿，曾纪纲看到陈柏森一个人回来了，就问：“怎么，他们一个都不来？”
陈柏林说：“算你运气好，我去时顾先生正在写账，向先生也在他那里。我说一声，他们都答应了，不过，得等顾先生写完账才能来。”
曾纪纲心里偷偷高兴，找了个借口说要去买酱油，赶紧把这重要消息告诉了装扮成修鞋匠，在附近等着的消息联络人盛登科。盛登科接到消息后，又迅速报告给了李克昌。这时，吕世锟、李克昌以及徐远举派来的二处上校情报科科长雷天元带领的特务，早已在附近的警察局集合，准备采取行动。
吕世锟对雷天元说：“雷科长，夜长梦多，我们马上行动为好。还有，演戏就要演得像一点，曾纪纲的身份不能暴露，我们抓人时要连他一起抓。”特务们在吕世锟的统一指挥下兵分两路，一路直扑书店抓陈柏林和曾纪纲，另一路直扑红球坝铁工厂。正在写账的顾先生被逮捕了，睡在床上的向先生被盛登科指认，也遭逮捕。特务们接着从顾先生的房内搜出进步书籍十多本，共产党支部组织纲领一本，印《挺进报》的纸一大卷，没有搜到电台，但却发现了无线电灯管两只。年仅18岁的陈柏林和向先生（向先生即中共地下党员向成义，在地下市委工运书记许建业领导下传送《挺进报》的人员）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坚强地咬紧牙关，用意志粉碎了敌人的企图（两人均于“11·27”大屠杀中在渣滓洞殉难）。
顾先生，真名任达哉，也叫任达伦，是个有点复杂背景的人。抗战时期，他在国民政府的印刷厂干活，还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战后，印刷厂搬回南京，他就失业了。后来，他通过朋友认识了李克昌。李克昌答应帮他找工作，还给点钱，于是任达哉成了军统渝组的人，李克昌安排他在《民主报》工作，同时监视民盟的领导们。在《民主报》工作期间，任达哉给李克昌汇报过一些没什么大用的情报，比如经费紧张，工人闹事，还有范朴斋（川盟的负责人）来重庆处理事情。李克昌觉得任达哉表现一般，就不再怎么搭理他。不久，任达哉写信给李克昌，说《民主报》停刊了，自己失业了，手头的钱不够用，他就去了万县找别的工作。之后，他就和李克昌断了联系。到了1947年，任达哉隐瞒了自己的过去，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先在四川省委的工运组工作，后来在许建业的带领下继续做工运工作。
任达哉被捕那天晚上，徐远举和侦防课的陆坚如亲自对他进行了审问。
徐远举喝令特务用刑不久，任达哉开始还咬牙挺住，被打得死去活来也不招供。可是，快到天亮时，他受不了残酷的折磨，终于交待了1947年加入地下党的经过，供出他的领导人是重庆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的书记杨清，以及《挺进报》在他手里的发行情况，和掌握的地下党员的情况，都合盘倒出。同时，任达哉还交待了4月4日要与上级杨清联络接头的重要情况。
4月4日是星期天，下午，按照约会的时间，叛变的任达哉在特务季缕等人的暗中控制下，早早来到了保安路（今八一路）升平电影院东邻的嘉阳茶馆。这时电影已经开始了，茶馆里人不多。一会儿，杨清进茶馆坐下，任达哉就以打招呼的方式给特务们点水。季缕等特务从左右两边一拥而上，把杨清挟持进南面两百米处的老街32号徐远举的特务大本营“慈居”。
“慈居”的大门进入后，首先看到的是堂屋。堂屋左边有个约二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间，里面曾用作特务的刑讯室。堂屋后面有个楼梯，二楼和三楼则是徐远举等特务的办公室。楼梯左边外面是天井，天井的南边有一个约四五平方米的小拘留室，旁边还有一道石阶，石阶下方有一个地下室，这里曾用来关押刚逮捕来的和从渣滓洞看守所提来的政治犯，人们称它为二处看守所，由二处警卫组负责看管。后门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不远处的重庆行辕。
在“慈居”审讯室里，任凭徐远举和陆坚如搬出老虎凳等刑具，杨清始终只说一句：我叫杨清，邻水人，靠做小本生意为生，住过街楼旅馆。搜查杨清身上，没有找到任何纸张或文字；特务去街楼查询，也没有找到杨清所说的那家旅馆。
歌乐山烈士纪念馆里，有一堆特别重要的文件，共136份，都是B类档案。这里面藏着徐远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坦白交代。
当初，我们把陈柏林的上级任达哉捉住时，我和二处侦防课的陆坚如用了点小手段，逼他招供。我们整整审了他一天一夜，任达哉实在熬不住，供出了他的领导叫杨清。他说杨清常常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面的一家茶馆和他碰头，布置任务。我们立马派了二处渝组的季缕，带着任达哉去茶馆找杨清。他们走了两天，终于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保安警察局对面的茶馆里抓到了杨清。杨清身材魁梧，气场十足，真是个革命英雄。我问他的名字、年龄、老家和住处，他却一句话也不说，无论我们怎么用刑，他只回答他叫杨清，来自邻水，住在过街楼的一家旅馆。我们查了查，发现过街楼压根就没有这样的旅馆。我们仔细搜了他身，也没找到任何线索。用尽了各种办法，还是没得到我们需要的信息。我担心线索断了，于是命令二处严密看守他，密切关注他的每一个举动。
许建业，就是杨清，原本叫许建业，也用过许明德、许立德，还有个假名叫杨绍武。他1921年出生在四川邻水县，1938年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他干过的事挺重要，当过中共邻水县特支书记，后来在重庆当了中共市委委员，还负责工人运动。有一次，他被关进了小拘留室，心里急得像火烧一样。原因是他宿舍床下有个箱子，里面藏着17份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3份党内机密文件。如果这些文件被坏人拿到手，可就惨了。他顾不上身上的伤，一心想着怎么把消息传出去。
（许建业当时是中共重庆市委的成员）
陈远德，二处警卫组的一位上士，一眼就看出了许建业内心的焦躁与不安。他便主动上前与许建业搭话，故意透露自己曾经历过贫困的岁月，以此博取同情。陈远德向许建业承诺，如果有任何需要帮忙的事情，只管开口，他愿意伸出援手，似乎想借此机会在犯人身上谋取一些私利。
许建业这时心里只剩下了唯一的念头，就是抓住最后一丝希望。他被陈远德的假象给弄糊涂了，于是让陈远德找来纸笔，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妈妈的，一封是寄给老街对面中正路（现在的新华路）大梁子志成公司里的刘德惠。他让陈远德赶紧把信送去，答应如果信被收到，刘德惠就能得到四千万法币的酬劳，而且今后还会帮忙找工作。
陈远德收到信后，没有立刻送出去。他悄悄拆阅了信，心想这情报很重要，送出去只值四千万法币，但可能会有危险。如果报告给上司，可能得到更大的好处。经过考虑，他没有把信交给刘德惠，而是交给了他的上司雷天元。
这封信很快到了徐远举的手中。他看完之后高兴得像个孩子，后来他吩咐：
我根据这份材料，马上派人围住了新华路上的志成公司，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在搜查中，我们找到了杨的身份证和一些历史记录。在他的卧室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大皮包，里面装着十几份党员入党申请书和很多《挺进报》。这样我们才知道他叫许建业，确实是邻水人，曾在重庆的成银行和轮渡公司担任会计，现在在志成公司也是会计。
徐远举使出双管齐下的策略。他让左志良带着一群神秘的守卫，日夜监视志成公司的动静，只允许他们出，却不让他们进，见到一个就抓一个。同时，他还派人去调查志成公司的底细。你知道吗？志成公司其实是一家大公司——重庆电力公司的附属企业。它的老大，也就是董事长，是电力公司的会计科科长，名叫黄大墉。而负责日常运营的经理，是周则洵。徐远举将黄大墉和周则洵请进了他的办公室，通过审问，黄大墉吐露了实情——电力公司的会计组长，同时也是志成公司的经理，叫刘德惠，是个共产党分子。徐远举没停下脚步，他利用从许建业那里找到的入党申请书，派出了雷天元带领他的特务小分队，按照那份申请书上的线索，直奔兵工厂和铅笔厂，结果，他们抓到了17个人，包括余祖胜、陈丹墀和蔡梦慰。
陈远德因为秘密报告情报有功，被提升三级，从看守员变成了少尉。
许建业轻信了看守陈远德，结果犯了大错。尤其是当看到刘德惠也被捕时，他悔恨交加，痛不欲生。在监狱里，他三次碰壁，头破血流，差点自尽。7月21日，许建业在重庆复兴关被公开枪杀。临刑前，他在前往刑场的路上，面对两侧群众，一路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四月六号的清早，中共川东临委的委员刘国定，也即是重庆市的书记，从南岸的牛奶场住处，移步到临江路的宽仁医院，去探望住院待产的妻子严炯涛。随后，他和来自江津县委的涂绪勋，一同前往寻找许建业。
刘国定走在前面，刚一进门就被守在门口的左志良和特务队长曾庆回等人抓住了。刘国定知道自己闯了祸，强装镇定，自称是南岸牛奶场的总务主任。志成公司的职工说他是来找许建业的黄先生，露出了破绽，当即被扣押。紧跟在刘国定后面的涂绪勋也探头进屋，马上也被埋伏的特务抓住了。涂绪勋非常机智，见刘国定正被戴上手铐，马上大声问左志良：“先生，我有几只轮胎，便宜卖给你，要不要？”曾庆回一把推开他，瞪眼喝道：“滚！给我滚出去！”涂绪勋继续纠缠着：“你不要吼嘛。实话告诉你，我这轮胎是偷来的，随便你给几个钱就打发了。”曾庆回大怒：“你他妈的再不滚，老子把你这小偷抓起来！”特务一听便放了手，涂绪勋装出害怕的样子，回头就跑，遂得以脱险。
刘国定被押进“慈居”后，由徐远举亲自审问。刘国定装出非常害怕的样子，一进审讯室就主动承认自己是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并编了一段曾为许建业送信去南岸给李忠良的故事。徐远举见他吓得瑟瑟发抖的样子，叫他写《自白书》，他又认真地写了，还供出了李量平，以为此人是个软骨头，当晚便没有深究。而刘国定此举其实是为了弃芝麻保西瓜。他供出李忠良，是想到李系一般党员，且家中有钱，被捕后可以靠社会关系保释出去。
（过去的照片：刘国定，曾经的叛徒）
根据B类档案34卷记载，刘国定，又名刘仲逸，1918年出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3月加入共产党，曾在重庆学联总干事会工作。1941年担任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县委书记。1946年3月，担任中共重庆临工委副书记。1947年10月任中共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后来叛变。
4月8日晚，徐远举派雷天元带领一批特务，由刘国定带路，从储奇门过长江到海棠溪，直奔南岸四公里处原聚众银行协理李量平家。他们逮捕了参加达县武装起义失败后于3月27日疏散回渝的李忠良、余天，以及掩护重庆大学女生、共产党员宋廉嗣到华蓥山参加游击队的倪俊英（李忠良的女友）和李忠良的父亲李量平。
李忠良被抓后，死活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人。到了4月9日下午1点，刘国定跟他说了两句话，李忠良的底子就露馅了。徐远举使出鸭儿浮水、老虎凳这些狠招，李忠良的意志崩溃了。他想，我家有钱有地，吃穿不愁，何必受这份罪呢？于是，他写下了《自白书》，把组织和余永安这些人出卖了。不过，他还是留了点余地，没供出刘国定的真实身份。
李忠良，化名李庄，是重庆南坪乡人，1927年出生。1947年，他在女友倪俊英的介绍下认识了刘国誌，并于12月25日加入共产党。后来，李忠良背叛了党，带人到处抓人，并在审讯时作纪录，还充当说客，试图说服别人坦白。由于他死心塌地地为虎作伥，1950年10月20日，他获得了自由。1951年2月，他混入巴县惠明乡辅仁中学当教师。1950年4月7日，市公安局政保处命令巴县公安局逮捕他。1951年2月5日，重庆市人民法院以刑字第521号判决，判处李忠良死刑。
根据李忠良的供述，徐远举将余永安秘密逮捕。经过短暂的突击审讯，余永安便叛变，透露了他与老张的关系。老张于1946年初到县女中担任总务主任时，开始与余永安相识、交往。1947年，老张回到重庆商业银行当职员，仍与余永安保持联系，并曾在老张家里看到过《挺进报》。余永安还供认，本月15日，老张会来找他取钱。几个小时后，徐远举带着余永安回银行正常上班，同时暗中监视来找余永安的人，以及他使用的电话。最终，他们设下罗网逮捕了老张。
但是，15日那天老张没有来找余永安。17日一大早，雷天元带着余永安去了嘉陵江边的渡船码头和街上去指认。这时，老张刚好从黄桷镇过江到北碚，他穿过北碚的体育场，走到文声书店拐角处，正好与余永安和特务们相遇。余永安朝特务点了点头，特务们立刻围了上去，将老张抓住。老张一边反抗一边大声呼喊，希望能引起周围群众的注意专业股票配资炒股，好趁乱逃走。特务们怕引起围观，一边拳打脚踢，一边推搡着老张，把他推到了街边的兴江旅馆楼上。在兴江旅馆里，特务们把被子扔到老张身上，将他按在床上，用被子捂得严严实实，让他喘不过气来。老张拼命挣扎，不一会儿便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说自己是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还供出了已经被捕的刘国定是重庆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负责工人运动的书记。他还供出了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誌以及刘和他的未婚妻曾紫霞在荣昌的藏身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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